1．法治的平行结构 法治的平行结构的构成要素为国家、社会与公民。
{51}前注{20}，Harry W.Jones 等书，第1页{16}因为这些书并非专门的法律方法论教材，在此不赘。
跟英美各国相比，德国的法学方法论教材虽然不乏各种部门法实例的讲解，但占据主流的是抽象的理论陈述。欧洲法学教育中，这种教义式的讲授方式占据着压倒性的统治地位。还有的美国教材采取一种讨论式的方法陈述法理，作者更多是在提出问题，但并不直接回答问题，而是启发读者自己去思考。有人据此区分出两种性质的法学方法论，一种是法释义学取向的方法论，亦即传统法学方法论。在今后教材编写中，不妨在借鉴已有教材的写法与风格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我国法律方法论教材的写作风格。
{52}参见〔美〕格伦顿等：《比较法律传统》，米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参见Ian McLeod，Legal Method, Palgrave Macmillan, fifth edition,2005, preface to the fifth edition。{4}（P46）自从19世纪晚期，社会科学就假定了一个来自于领土—主权联系形式的领土主义者的社会空间镜像，这种形式在国家间体系中被创造出来并不断重组。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我们可以通过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析框架来进一步对其进行反思。而主权作为民族国家法理学的基础也存在着理论争鸣。在哈特看来： 对于一个法律的存在来说，有两个最低限度的条件是必需的和充分的。因此，这种研究一方面不同于民族国家法理学中的自然法学派与实证法学派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它们之间又共享了同样的研究议题。
{11}（P585）市民社会不能脱离与地域性国家的联系。但是由于自然法关注的问题主要与政治组织形式联系在一起，因此，由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强大，它成为不证自明的理论前提，但也随着民族国家的日益强盛而逐渐式微。
而从法律的实在性角度看，立法实践、司法实践与执法过程是相当重要的，而制定法律、运用法律以及执行法律就是一个实际的国家权力的运用，是国家权力在特定社会中合法统治的表现，因为立法、司法与执法行为最终表现为对国家权力的行使。这些法律社会学者更倾向于或对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的性质加以区分，对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的功能加以研究，或从文化与历史的视角来分析特定社会中的法律的差异。与主权的概念相适应，公民资格理论牢牢地把公民权利与领土国家联系起来。因此，我们看到，从传统自然法到以主体性、理性主义为基础的天赋权利思想再到近代自然权利的过渡构成了现代国家法律体系转变的重要因素。
对于国家政治合法性而言，自然法试图从善的观念出发，试图提出一个国家的法律必然要表达某种道德因素，通过经由道德层面来论证国家法的合法性问题。国家与社会未能走出主权所构化的地域性陷阱之中。通过这一过程，所谓的自然法理论已经由现代以主体理性为中心的权利理论所代替，而现代民族国家法律体系的形成与建立在以自然权利为基础的公民权利与国家主权的二元结构同样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假设的先决条件在于国家的主权权力。
然而，从全球化对现代国家的冲击来反思国家中心主义的一些特征不仅使我们对现代国家本身的理解更加深入，同时，我们也会对社会科学包括法理学所依赖的政治—社会维度进行有益反思。因此，随着这种意识的深入发展，法理学中的其它传统被激活并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景象。
如果我们把霍布斯的政治国家与社会联系起来看，传统上讨论的国家主权问题不仅是在讨论国家政治合法性，而且在于讨论一个社会中为什么要存在国家这个问题。但是，几乎没有理由认为这种社会不存在法律制度，或否认它有法律制度的称号。
现在你的同意是必要的，而你的自由程度相应地也就更大，在自由度的极限上，你甚至可以放弃权利，因而危及了安全。法律效力涉及到空间效力、对象效力与时间效力，法律的识别依赖于国家官员的行为，这些问题说明法律概念本身是一个主权概念的共生物，正是在特定时空范围内法律被界定。它对应了关于国家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而作为法律的最终基础的理论传统。它在分析问题上习惯于把国家当作不证自明的理论前提来讨论各种法律问题。这样称呼它最合适，因为十分清楚，它既然没有个人作为基础，那就只能以社会为基础：要么以整体的政治社会为基础，要么以社会内部的个别团体，诸如教派、政治派别、文学流派或同业公会等为基础。我们可以进一步透过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来进行分析。
于是，一个基本的承认规则就能够被系统地概括出来，它将反映国际法制度的实际特点，而且，也不会只是对一系列规则实际上得到各国遵守这一事实的空洞重复。事实上，主权概念正好对社会边界界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20}（P226）我们可以看到，在《法理学的范围》这本书中，奥斯丁明显地吸收了霍布斯的政治社会的概念、格老秀斯的主权的概念并在边沁关于政治的社会与自然的社会这一区分的基础上来把握一个政治组织起来的社会中的法律实在性问题。一旦法律社会学者承认他们的研究虽然在方法上不同，但他们确实把法律当作一种民族国家社会存在的现象时，那么，他们的努力无疑就构成了对一个国家法律理论建构的一部分。
不能在社会中生存的东西或因为自足而无此需要的东西，就不是城邦的一个部分，它要么是只禽兽，要么是个神，人类天生就注入了社会本能，最先缔造城邦的人乃是给人们最大恩泽的人。正如哈特本人指出的通常研究中所存在的国家中心倾向，在国内法与国际法的比较中： 国内法被当作何为法律的一个明确的标准样本。
他们试图从国家存在的事实来说明法律存在的事实，并以实证性的方法对实际存在的法律进行研究。事实上，法律社会学家关注的问题虽然经由对社会学方法的引入而五彩缤纷，但在对社会本身的认识上并未走得很远。内容提要: 国家中心主义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突显出来的理论反思形态，它通过主权概念把政治、社会、法律等社会关系通过其地理性的理解而渗透到各个学科当中。在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关系的领域不仅包括国家作为政治组织的权力体系，同时，也包括行动中的个体在这种结构体系中的作用。
社会理论告诉我们，社会的转型与变迁正在重新型构社会关系的性质、社会制度的形式、社会组织以及社会行动的类型。第二个观念导致了方法论的地域主义，即它把所有的空间形式和规模分析为自我闭合的有领土边界的地理单位。
特别是法律多元论试图讨论的许多理论也以国家法为参照而不断深化。对于帕森斯而言，一个社会是一个功能系统，法律制度在其中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功能。
一旦我们采取这种视角，我们就会发现基于学科化的原因，我们就会把问题限定在特定的范围领域，并把它作为学术研究的目的，因此，这种倾向对国家国界领域之外的问题采取回避态度，或者把这些问题当作不加以研究的对象，或者认为这种研究本身应当与国家相区分。在这一领域中，国际非政府组织、激进主义者的网络等各种组织为维护人权、世界发展与全球治理作了大量的工作。
显然，法律社会学的发展是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不同方法在法学研究中不断运用的体现，它们内部本身是不统一的，它们所使用的方法与它们的观点也是多样性的。正如温特所说：国家和国家体系虽然是不可观察的，但却是实在的（本体论）和可认知的（认识论）。在现代国家发展的历史上，它形成了关于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财产自由以及契约自由的关于公民身份的平等的思想。哈特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他认为： 毫无疑问，在许多重要的问题上，国际关系是受多边条约调整的，而且人们时常强调这些多边条约可以约束那些非签约国。
这就是为什么洛克为防止他的三种基本权利中出现这种可能性引入了不可让渡性的概念。就法理学而言，国家与社会共同空间视角下的法律理论也得以发展并展现出若干形态。
{17}（P52）在这种政治框架之下，传统自然法中的天赋权利的观念被事实上的公民权的概念所接替，公民权总是与一个政治共同体内的成员资格有关，它意味着政治权力社会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然而，一如前述，就法律与社会理论研究中的各种不同方法的运用与国家中心主义之间的关系而言，由于法律的社会理论本身并不具有一种统一的方法论的共同性质，而是，它们由各种不同的复杂的理论集合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
在早期自然法理论体系中这种概念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那种语言的性质排除了放弃权利的可能性。庞德在此问题上也表达了他对未来法律的一种研究设想，但也仅仅停留在这一水平上。